1988年1月，结束了南京大学10年的学习生活，办好了离校手续，得知上海交通大学的新教师报到是3月份，于是就把10个纸箱子的书和一些笔记，草稿纸，一点简单的行李暂时存放在南大，回家过春节了。 过完节，到了南京，托运好行李，告别了系里的老师们，到了上海交大报到。
报到后，安排住法华镇路校区，三位青年教师住一个宿舍，半年后，在闵行分到了房子，终于安顿下来了。
关于到交大工作和住房，有一个插曲，也值得一提。在进入博士研究生之后，蔡建华老师已经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也希望我在毕业后到交大，我当时基本上有这个考虑。在读期间，我在上海交大住了一年，做论文，住在交大的研究生宿舍，先是7舍（？），然后搬到东北头的高楼。当时交大的博士生都住在一层楼，比较活跃的博士生有陈大跃，糜振星等。在交大的一年，对上海的印象很不好，因为不会讲上海话，在商店，特别是小店购物时，很受冷遇，往往对着营业员叫半天师傅，也不会理睬。因为是来此做论文的，属于借读，尽管在蔡建华老师和应用物理系领导的沟通下安排了住宿，可以购买饭菜票，洗澡等等，已经非常优惠，但另一方面，具体的管理人员则常常表现出排斥的态度，感觉上不太好。所以，一年后，我就决定回到南大继续做论文，通过写信的方式以及利用蔡老师大概每月一次去南京大学的机会探讨一些问题。
因为这一年的经历，我向蔡老师表示毕业后不想去交大工作，蔡老师也表示了理解。接下去，蔡老师开始建议我的师弟庞根弟到交大工作。庞根弟是本科79级的学生，人很聪明，也非常努力，尽管比我晚一年半，但论文做的很顺利，在我之前半年就答辩提前毕业了。庞根弟基本上同意到交大工作。毕业前夕，庞根弟到交大的闵行校区考察了一次。当时，交大在徐家汇校区已经完全没有教工宿舍，集体宿舍也很紧张，分配住房只可能在闵行校区。从徐家汇到闵行，坐徐闵线要近二个小时，下车后还要步行大约20分钟才能到学校。那时候闵行校区刚刚建成，校园里只有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没有围墙，当地农民经常在校院里放羊，或开一片地种菜。周围也全是稻田，比较荒凉。考察回来后，庞根弟改变主意，决定不去交大了，在蔡老师推荐下，去了北京，在物理所蒲富恪老师的组里做博士后。蒲老师和蔡老师是很要好的朋友，庞根弟到蒲老师组后，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博士后出站后，留所工作了，当时在物理所很有名，大约1990年后，庞根弟到美国，加拿大等地短期访问，然后在加拿大长期留了下来。这样，蔡老师又回头继续建议我到交大工作。我对于偏远的闵行其实并没有不好的印象，但当时觉得住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后来蔡老师找到学校领导，由负责后勤的陆中庸副书记亲笔签名，保证如果我到交大工作，就会在闵行校区分配一套二室一厅的住房。这个二室一厅的住房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当时，南京大学物理系也希望我留校工作，但关于住房，则基本上没有希望。比较之下，加上蔡老师的特别期望，我最终决定到交大工作。后来发现，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在闵行校区分配到二室一厅的住房其实很容易，主要是当时具有分房资格的老师都不愿意到闵行，还在徐家汇坚守等待，闵行的房子并不紧张，基本上全部都是新调来或新分配来的老师。另外，有些老师在市区的住房非常小，在闵行可以增配。随着时间推移和周边环境改善，闵行的住房也开始有些紧张了。
我到上海交大时，上海交通大学应用物理系正处于其发展最好的时期。应用物理系的办公室在新上院二楼北部西边， 把一个教室隔成了若干间办公室。总支书记蒋秀明老师和系主任谢绳武老师合用一间， 好像教务副主任庞乾骏老师和教务员合用一间，负责学生工作的系领导和辅导员等有一间， 财务有一间， 其他办公室人员在一个大办公室内，还有一个复印室，不仅复印，而且有蜡纸印刷机。 系图书室占了比较大的一块。从二楼北头，可以下到1.5楼的一个房间，是应用物理系的计算机房，当时有一台Micro Vax 机器，带着6个终端。这在当时应该是非常先进的机器。在南京大学时，蔡建华老师的课题组有一台IBM-PC微机，我们都是排队使用的。现在的Micro Vax 机器则可以免费随时使用。
我所在的是理论物理教研室， 在大礼堂后面的西大楼的四楼西头，记得是409（或419）房间， 大约有40平方米左右，每个老师有一个办公桌。每个周三下午，所有老师都会集中在这里开会学习，通常都是坐在一起聊聊天，交流一周的一些信息和见闻等等。有时候，会有布置学习报纸的文章，读文件等等。同在西大楼的还有普通物理教研室。后来知道，理论物理教研室是从普通物理教研室分出来的，在应用物理系恢复后，朱泳春教授考虑到本系的教学和面向全校的非物理专业的物理教学有较大差别，教研活动应分别进行，从而成立了理论物理教研室。两个教研室只有一个党支部。理论物理教研室成立之后，孙和璧，王友棠，胡嘉桢，许伯威等老师先后从外校加入，原有人员梁子松，叶青，傅信镛，唐坤发等， 以及从台湾来的黄慧慈。秘书是戴根妹， 戴根妹开始是为黄慧慈专门配的秘书，后来就成为整个教研室的秘书了。教研室主要负责全系的物理课程教学。
当时，应用物理系最大的应该是光学相关的教研室和实验室，以及固体物理相关的实验室等。但这些实验室分散在学校的各个楼内，平时很少接触到，大部分实验室我都从没有去过。开过几次全系教师大会，印象中人很多，但基本上不认识。当时，因为延续国防院校时的管理，每个系，每个老的教研室都有代号，应用物理系是九系，实验室的代号是9开头的两位数。
到上海交大后，蔡先生要求我先过教学关，要把教学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我在报到后，手续还没有办完，就开始上课了。在交大的第一学期安排讲授研究生课程高等统计物理，这其实在半年前就安排好了。蔡建华老师为了提高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培养质量，对每门课程的安排都亲自过问，这门课也是蔡老师安排的。后来得知，这也是交大应用物理系第一次以上课的方式开设这门课，此前基本上都是自学加辅导的形式。当时上课的同学大概有7、 8个人，还有来听课的。现在清华大学的张广铭教授曾经说起当时也听了我的课，不过我没有任何印象了。我当时参考北京大学章立源老师等写的量子统计物理学一书，认真做了一份备课讲义， 关于迈厄展开的一般理论，参照李政道先生的书做了处理，还增加了一点图论的一般知识，关于相变和临界现象的部分，则参考了马上庚先生的书和郝柏林、于录的统计物理进展一书，比章老师的书增加了较多内容。当时的学生非常优秀，学习非常主动，至少有两位同学完全搞懂了所有的授课内容，其他同学也能掌握大部分内容。那两位最优秀的同学，后来都去了美国，好像也都拿到了物理的博士学位，但是否继续做物理，就不知道了。同样的课程，在十几年之后再开时，删去很多内容后，学生仍然感觉无法理解和接受。
1988年夏天拿到了住房，当时完全没有经济能力装修，向蔡老师借了二千元钱，买了几件旧家具，以及锅碗瓢盆，就住进去了。住进去后才发现水泥地面灰很大，先考虑用油漆漆一下，因为系办公室和教室的地面就是刷的油漆。后来看到有塑料地毯卖，价钱并不高，就铺了塑料地毯。下半年开学后，我担任了普通物理的助教，主讲老师是许挺成老师。上课地点在闵行校区，这对于我是比较方便的。基本上每周三去一次徐家汇校区，其他时间都在闵行。对于助教工作，我同样投入很多精力，当时用的是程江第三版《普通物理学》，我基本上认真做了书上的所有习题，听了许老师的每一节课，批改三个班大约120本作业，上了几次习题课，也在许老师出差时代了几次课。许老师讲课条理非常清楚，板书特别整齐有序。但因为声音比较小，对讲课效果有点影响。我的嗓门比较大，所以代的几次课和习题课似乎更受学生欢迎。第一次习题课下课时，获得了学生的掌声，非常感动。我们上的这个班是动力工程学院的，学生的整体情况大致属于中等，大多数学生都不认识，但有一位同学印象很深，是一位女同学，好像姓姚，作业做的非常认真，也经常提问，而且会在课后指出那些地方讲的不够清楚等。
这一学期，我的很大的一部分精力是担任蔡建华老师组织的超晶格与量子阱物理国际会议的秘书，会议10月份召开，此前邮寄通知，与参会人员沟通等，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寄几封邮件。那时候的联系，基本上还是靠写信，有些与国外联络比较急的事情，就到学校去发电传(Telex). 开会的几天，有若干国内的参会者因为买不到车票等原因没有到会或晚到， 就只好不停的调整日程，国外来的参会者对此很有意见。这次会议，一大批国际国内一流学者参加，包括当时在这个领域非常著名的张立纲教授，以及Styles，Bastart，Sakaki等国外学者和黄昆教授，冯端教授以及王迅，夏建白，雷啸霖，朱邦芬等国内学者。这次会议得到了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一万美元的资助，所以整个会议的财务安排很轻松。会议取得了重大成功，此后又和董金平老师一起协助蔡老师编辑了会议文集，在新加坡的世界图书公司出版。
1989年初，大年三十，在闵行没有装修过的房子里，烧着煤球炉，正在准备过年的食物时，当时的校党委书记何友声教授前来看望。何老师没有任何人陪同，看望慰问了住在闵行的每一位老师。站在门口，与何老师聊了几分钟。何老师知道了我是应用物理系的新近教师后，讨论了一会关于玻耳兹曼方程的一个问题。这件事当时十分感动，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得到学校最高领导的登门慰问，感觉是不可思议之事。这件事，也成为我后来多年坚守在交大的强力支撑。这也是工作30年来唯一一次享受到校领导的春节慰问，此后，总是在新闻中看到校领导在一群人的陪同下看望院士，或者看到校领导在秘书陪同下去邻居家慰问，我的家门，再未见到过领导。
大约是1988年秋，收到在美国读书的同学王江（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的来信，告知美国特拉华大学徐少达教授希望在中国招收一位博士后，我可以申请，并告知了联系地址。紧接着又收到了徐少达教授的来信，告知他那里有一个博士后的位置，问我有无兴趣前往。我立刻开始了申请程序。后来得知，这个推荐过程很有意思，因为当时中国学生学者的刻苦努力给美国学者留下很好印象，而很多华人学者也特别希望帮助中国训练科研人员，在来自香港的徐少达教授有了一个博士后名额后，想在中国找一位博士后，于是请当时在埃克森石油公司工作的，曾经在中国访问过的沈平教授推荐。当时来自南京大学的仇霞同学恰在沈平处做实验，而仇霞同学又和王江很熟，沈平教授访问南京大学时，我和另外两位同学和沈平有过比较深入的交流和讨论，这样的一个交集，经过王江同学，仇霞同学的建议，沈平教授推荐我给徐少达教授。
经过一系列的申请过程，最终在1989年5月下旬拿到了教育部的批件，通知6月初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部参加培训。培训的那几天，上海的公共交通完全瘫痪，我每天骑自行车往来于徐家汇和虹口。在培训期间，办理了护照，去大使馆面试签证，并在大约2周后拿到了签证。在那一段时间，相关单位的办事效率极高，一切都非常顺利。此后没有多久，办理出国手续就开始变得比较困难了。1989年7月7日，我怀揣着仅有的50美元，坐上了飞往纽约的飞机，转机费城，到达特拉华大学巴特尔研究所，开始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
前往美国的途中，还经历了一些好玩的事情。我乘坐的是中国民航的飞机，应该是晚上7点到达，大约晚到一个半小时，下飞机后， 应该换乘American Airline 的飞机飞往费城，此时大约只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但中国民航停靠的是Pan American Airline公司的机位, 我到柜台前，出示机票后，柜台的工作人员告知我应该去找American Airline。我转了一圈，没有找到。再次走到柜台前，柜台工作人员非常耐心地告诉我去American Airline，我费了很大的劲终于让让她明白我找了一圈，没有找到。然后她告诉我应该坐机场的转运大巴去American Airline，我的可怜的英文听力怎么也听不懂她讲的话，最后，她在纸上写了两个代表颜色的单词，我还是一头雾水，然后，她又指向一个方向，恰好此时有一辆大巴停下，车的颜色就是她写的那两种颜色相间。终于明白了，走到车站，等到下一班，到了 American Airline。飞机已经起飞了，而且，那是去费城的最后一班飞机。
在柜台上，我改签了第二天早晨9点多的航班，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开始规划晚上如何过。最后的结论是，只能在机场过夜了。此时，机场的人越来越少了，我找了一个灯光比较亮的椅子坐了下来。午夜过后，这个大厅里只有10来个人。有一对夫妇过来和我聊天，可惜我几乎完全听不懂他们的英文，我也无法让他们听懂。最后，他们大概明白了我来自中国，误了飞机，等明天的航班；我明白了他们来自某个我一直没听懂的国家，本来约好有人来接他们的，但接的人没有来。后来，他们对着一部公用电话机研究了半天，似乎最终和接机的人联系上了，拎着包走了。好在有时差，晚上也不困，坐在椅子上非常无聊地等到了天亮。
天亮后，在机场的快餐店吃了早饭，看着牌子上的图片点了一份，也把一张50美元的票子换成了几张票子和几个硬币，非常有意思的是，找零的钱里面几乎包含了小于50美元的所有品种，包括20美元，10美元，5美元的票子和一美元，50美分，25美分，10美分，5美分和1美分的硬币。纽约到费城的那个飞机只有十几个座位，起飞后好像不到20分钟就降落了，飞机飞的很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王江同学开车在机场接我到他家聊了一会，吃了午饭，又送我到特拉华大学。
在特拉华大学做博士后的两年，经常和徐少达教授讨论问题，学到了很多，进步了很多。徐少达教授不仅在学术上，也在生活上提供了很多帮助。当时，给我的博士后年薪是2.8万美元，第二年又涨到3万美元，这在博士后待遇上是相当不错的，是所里的有些博士后的两倍左右。
两年的博士后很快就要结束了，在结束前的半年，面临非常艰难的选择。当时，有两位认识的教授打来电话，希望我去他们的课题组做博士后，巴特尔研究所的所长奈斯教授建议我留在美国工作并表示他愿意推荐， 而且当时可以立刻办理绿卡，因此继续留在美国，没有任何困难。 事实上，当时很少有人做出回国的打算，基本上所有的在美留学生都选择了拿绿卡，有些后来又成为美国国籍，并在近几年以爱国者的面目回国，再改国籍，为国效力了。但我当时的思想非常矛盾，那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未来的30年，中国将会经历一次翻天覆地，甚至是空前绝后的巨大进步，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仅仅作为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 也许会抱憾终生。在朋友，同学，家人的一致反对下，只有导师徐少达教授表示了理解。经过两个月的痛苦思考，最终下定决心，用两年来工资结余的一部分买了一台配置较好的486计算机，于1991年8月飞回了上海。那台计算机也作为学校的资产申请了免税，回校后办理了财产登记，当然是完全由我使用。当时，全校的486计算机的台数好像是两位数。
回交大后，蔡先生已经在1990年不幸因病去世，我的工作并不顺利，各种条件的下降远远超出原来的预计，特别是查阅文献和通讯方面，在已经习惯了在图书馆能看到当期期刊，可以随时利用电邮，可以在终端看新闻之后，感觉时间一下子倒退了几十年。生活方面的改变也是巨大的，一方面，每斤一角五分的青菜价，比美国一磅一美元便宜的太多，而另一方面，如可口可乐，雪碧这些在美国非常便宜的日常饮料和肯德基这种在美国已经吃厌烦了的快餐，其绝对价格甚至比美国还要高，成为了奢侈品，每个月的238元的工资，绝对值比美国时低了2个数量级，不够喝饮料。在发现带回来的一点点钱将会很快用完的时候，戒掉了已经在美国习惯了喝咖啡喝和碳酸饮料。
周围朋友，记者们都对我的回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共同的问题是为什么回国？希望得到的答案也许各有不同，开始还有所解释，后来一概以“在美国混不下去了”作答，然后也就没有继续的好奇和提问了。对于记者们的采访，采取了非常不合作的态度，原因非常简单，回国前与当地的部分留学生，访问学者朋友一起吃了一顿告别饭，有几位朋友讲，你回去之后，没有多久就会有大版面的谢绝高薪回国的报道，我说这种事情肯定不会发生。其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出去前知道应用物理系有个爱国，拒绝高薪回国且被破格提拔为教授的张姓老师，曾经在特拉华大学做过访问学者，我到特拉华后，听到了此人在工作期间的诸多不堪作为，令人作呕。我非常不愿意被人看做是此类人。此人后来又到了美国，并且因89事件美国的绿卡政策而长期留了下来，现在不知道在做什么，按照其个人品质，现在应该一定再次到中国招摇撞骗一番的，也许年龄太大，不能了吧，或者真的被某个地方当做人才给供起来了也有可能。在美国期间，接触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大部分刻苦努力，为人正派，这些人的大部分后来都留在美国，在各自的领域做出成绩。也有小部分人，业务能力很差又不愿回国，在美国没有职业，靠打黑工而过。记得在特拉华大学有一位广西派去的公派访问学者，到期不归，恰赶上89事件，留了下来，每天开一个破车为周围的几个餐馆收送垃圾，还对单位谎称是因为工作出色，老板挽留多做几年。后来得知这位先后把两个考不上大学的儿子都给弄到美国读大学。对于此类人，我是非常不齿的。按照我的观察，那些号称谢绝高薪，高调爱国的，基本上都是对个人利益计算的极精的一批人。而且大多数都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这些人中的一部分，现在也被树立成国人楷模了。
在经费方面，由于某种错误，当年申请的基金没有拿到，时任副校长的谢绳武老师特批了2000元启动经费，但我一分都没有用，也没有说什么（我自己带回来的486机器是3000美元买的，换算成人民币是2万余元）。现在回头来看，实际上有点误解，因为2000元的经费实际上并不是小数目，颜德岳院士在交大就是以谢校长的2000元启动费起步的，他后来讲起此事，非常感恩。第二年，1992年，在国家超导中心申请到了每年大约5000元的资助，研究工作才逐步开始了。在艰难地渡过了几年后，1994年沈平教授应聘到香港科技大学担任教授，初创时期，需要有人干活，他来信邀请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去参加课题组工作，我接受了邀请，在香港科技大学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年薪是25万港币，虽然不高，但与当时每月大约400元的工资相比，还是增加了很多。在香港科大的两年，与沈平教授和沈平课题组及香港科大的物理系的老师，访问学者，博士后及研究生相处非常愉快，研究工作也比较顺利。在多年后，当时的工作和此后这个课题组的一系列后续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香港工作两年后，再次回到交大，此时国家对于研究的投入，对于教师待遇的改善开始略有启动，我的工资在随后几年也有了较大增长，在进入新世纪后，成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每年10万元的津贴大大改善了生活。随着招收研究生，个人的研究工作也跌跌拌拌地开展了起来。
在物理系的二十多年，做了几件事，一是成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二是对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做了系统的整理，撤销了几乎所有的仅仅针对自己的学生的，非常专门的课程，强化了基础课程；三是申请建立了物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四是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获批。为了后面的两个，曾经直接和间接做了不少工作，多方奔走，到处求人。而与我个人相关的诸如人才计划申请之类，既没有奔走，也没有求人。我向来认为大学的最核心的工作是教学，二十多年来，上了很多本科生和研究生课，最多时达到过每年三百多个学时，几乎投入全部精力。
2012年，因不堪忍受时任物理系主任，三栖教授季向东的霸道恶行和时任校长张杰对于季向东的无原则的支持，我决定辞职回家并提交了辞职申请，申请没有获得批准。经过学校领导的劝说，最后勉强同意暂时调到机械和动力工程学院，但由于专业差别巨大，加上年龄偏大，已经决定不再招收研究生而全身心投入本科生教学。而到了机动学院后，能够教的课程几乎没有，所以在学院做事很少。 为此，为邻居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免费上了两届学生的力学课。因为不再从事重要工作，我也请辞学校的特聘教授岗位并获得批准。据传季向东已经退出美国国籍，恢复中国国籍，两次叛国回中国申报院士了，当然，从学术上讲，也许季向东达到了院士的标准，但院士似乎给人的感觉还应该是一些道德上说的过去的人，院子也不应该是一个垃圾回收站，这些年，有些学部已经很脏了，但数理学部的那些人还都说得过去，如果季向东这样的垃圾也可以进数理的院子，我曾经对于数理学部的那一点点尊重将不复存在。
物理系作为一个单位，季向东之后的两任领导，虽然偷偷摸摸地对季向东的一些混账做法做了一些修正，但本质上没有改变，也看不出有任何改变的意愿，其实，我也没有对它抱有改变的期望。人的一生会有很多错误，而因种种原因没有在数个能够离开交大物理系而没有坚决离开是此生最大的错误。而最后也是最为错误的一次，是因张杰的任职交大而没有果断离开。如果要做个总结，或者要给年轻人一点建议的话：那就是考虑问题，做决定的时候，一定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回头去看，每一个关键点的错误决策，都是站在了所谓的大局或者别人的立场上，而能够称为朋友的那些人，一旦成为官员或者进入某种层次，其立场自然会变，而你自己，则无疑是无关紧要的牺牲品或垫脚石。
在调到机动学院后，一大堆长期以来积累的对应于每篇文章的草稿纸和相应的参考文献，装在一个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中，搬起来太费劲，想想以后应该是不可能用得着了，于是，一个个的掏了出来，扔了。扫地的阿姨，应该在这一天有很大收获，这些废纸，估计超过她平时几个月的积累了。在作为废纸被拿走后，其实是有点失落的，有一些，是从南京运来的，学生期间的，也有一些是从美国，从香港托运回来的。
再后来，留在办公室没有搬走也没有忍心扔掉的一点东西，主要是一些大学和研究所送的一些介绍，图册之类，在物理系的一个新任的副主任下了限期搬走的最后通牒后，匆忙搬走了一部分，而另一部分被粗野地扔到了垃圾桶后，又抢救回来了一点。搬到机动学院后，大部分装书的纸箱子都没有打开过，也许退休时直接送给收废纸的即可。大部分书上都写了我的名字，这些书我是不愿意流向社会的，也许有时间的话，我把每本书的写有名字的那一页撕掉，然后再处理。
原来打算暂时留在机动学院，作为过渡，再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继续从事物理学的本科教学。因长期的教学经验和对于教学的思考和研究，自信是一位合格的物理学本科老师，母校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一些朋友也非常关心我下一步的去向。但2014年的一场脑梗彻底改变了一切计划。 脑梗的原因是长期高血压导致的动脉硬化。经过两年的调整，健康状况有所恢复，但工作能力大大下降，记忆力衰退，上课的效果也大不如前。
最近几年，陆陆续续为河南大学，南京大学上了一些物理通识类的课程，也上了一些面向中学生的物理类课程。再有两年，就可以退休了，退休后，也许找个地方去种菜，或许，如果有需要，找个三本大学去上上物理课。
我特别感谢机动学院在困难时的收留和此后对于我这样一位过去没有做过贡献而现在也无法继续贡献的老教师的照顾，使我能够比较顺利的渡过退休前的最后几年。
回顾1977年高考至今的40年，在南京大学的10年是最幸福和愉快的10年，虽然生活非常艰苦，学习也曾经非常吃力，但同学的友情和帮助，老师的关怀，南京人的朴实，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在博士后的两年和在香港科技大学访问的两年，与同事的合作也非常愉快，从导师那里也学到很多。在物理系的20年，付出远大于获得，并以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方式离开，不堪回首。而在机动学院的这几年，才第一次感受到交大的温暖。
1991年选择回国，对个人而言，无疑是一个错误。在读大学时，我就开始有高血压，长期服用降压药，在美国的两年，血压逐步恢复正常并不再服药，回国后大约三个月左右血压又开始升高，显然，我的高血压与环境有很大关系，当时认为可能与美国的自来水更干净有关， 现在看来，应该是多种因素的共同效果，可能更重要的是干净的空气。我非常肯定如果生活在美国，这一场脑梗也许不会发生，或者会推迟若干年。另一方面，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变化与我当时的预期完全一致，我也确实参与了这一过程，在参与结束的时候，并没有多少美好的和有价值的回忆。但是，如果不回来参与这一过程，今天也许身体健康，经济自由，但面对祖国的巨大变化，而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可能无颜回国面对。
在即将走完一生的学习和工作过程之际，也许寻找那些美好回忆才最合适，无论对错，毕竟亲历了高考恢复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从一个偏远，贫穷，落后的小山村走了出来，也如愿亲身体会了中国30年来巨大的，空前且很可能是绝后的超速发展，个人得失或许并不重要。唯有记住一切美好，快乐走过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
在过去近60年的生命中，和很多人有过冲突，打过架也吵过架，但打完了，吵完了，也就过去了，话说清楚了，还是同事和朋友。但是，有一个人，那个叫做季向东的垃圾，没有打过架，也没有吵过架，但是伤人太甚，绝对是不会宽恕和原谅的。人的一生，有一个死敌，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
Post Views: 7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