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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交通大学的30年

1988年1月,结束了南京大学10年的学习生活,办好了离校手续,得知上海交通大学的新教师报到是3月份,于是就把10个纸箱子的书和一些笔记,草稿纸,一点简单的行李暂时存放在南大,回家过春节了。 过完节,到了南京,托运好行李,告别了系里的老师们,到了上海交大报到。   报到后,安排住法华镇路校区,三位青年教师住一个宿舍,半年后,在闵行分到了房子,终于安顿下来了。   关于到交大工作和住房,有一个插曲,也值得一提。在进入博士研究生之后,蔡建华老师已经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也希望我在毕业后到交大,我当时基本上有这个考虑。在读期间,我在上海交大住了一年,做论文,住在交大的研究生宿舍,先是7舍(?),然后搬到东北头的高楼。当时交大的博士生都住在一层楼,比较活跃的博士生有陈大跃,糜振星等。在交大的一年,对上海的印象很不好,因为不会讲上海话,在商店,特别是小店购物时,很受冷遇,往往对着营业员叫半天师傅,也不会理睬。因为是来此做论文的,属于借读,尽管在蔡建华老师和应用物理系领导的沟通下安排了住宿,可以购买饭菜票,洗澡等等,已经非常优惠,但另一方面,具体的管理人员则常常表现出排斥的态度,感觉上不太好。所以,一年后,我就决定回到南大继续做论文,通过写信的方式以及利用蔡老师大概每月一次去南京大学的机会探讨一些问题。   因为这一年的经历,我向蔡老师表示毕业后不想去交大工作,蔡老师也表示了理解。接下去,蔡老师开始建议我的师弟庞根弟到交大工作。庞根弟是本科79级的学生,人很聪明,也非常努力,尽管比我晚一年半,但论文做的很顺利,在我之前半年就答辩提前毕业了。庞根弟基本上同意到交大工作。毕业前夕,庞根弟到交大的闵行校区考察了一次。当时,交大在徐家汇校区已经完全没有教工宿舍,集体宿舍也很紧张,分配住房只可能在闵行校区。从徐家汇到闵行,坐徐闵线要近二个小时,下车后还要步行大约20分钟才能到学校。那时候闵行校区刚刚建成,校园里只有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没有围墙,当地农民经常在校院里放羊,或开一片地种菜。周围也全是稻田,比较荒凉。考察回来后,庞根弟改变主意,决定不去交大了,在蔡老师推荐下,去了北京,在物理所蒲富恪老师的组里做博士后。蒲老师和蔡老师是很要好的朋友,庞根弟到蒲老师组后,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博士后出站后,留所工作了,当时在物理所很有名,大约1990年后,庞根弟到美国,加拿大等地短期访问,然后在加拿大长期留了下来。这样,蔡老师又回头继续建议我到交大工作。我对于偏远的闵行其实并没有不好的印象,但当时觉得住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后来蔡老师找到学校领导,由负责后勤的陆中庸副书记亲笔签名,保证如果我到交大工作,就会在闵行校区分配一套二室一厅的住房。这个二室一厅的住房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当时,南京大学物理系也希望我留校工作,但关于住房,则基本上没有希望。比较之下,加上蔡老师的特别期望,我最终决定到交大工作。后来发现,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在闵行校区分配到二室一厅的住房其实很容易,主要是当时具有分房资格的老师都不愿意到闵行,还在徐家汇坚守等待,闵行的房子并不紧张,基本上全部都是新调来或新分配来的老师。另外,有些老师在市区的住房非常小,在闵行可以增配。随着时间推移和周边环境改善,闵行的住房也开始有些紧张了。   我到上海交大时,上海交通大学应用物理系正处于其发展最好的时期。应用物理系的办公室在新上院二楼北部西边, 把一个教室隔成了若干间办公室。总支书记蒋秀明老师和系主任谢绳武老师合用一间, 好像教务副主任庞乾骏老师和教务员合用一间,负责学生工作的系领导和辅导员等有一间, 财务有一间, 其他办公室人员在一个大办公室内,还有一个复印室,不仅复印,而且有蜡纸印刷机。 系图书室占了比较大的一块。从二楼北头,可以下到1.5楼的一个房间,是应用物理系的计算机房,当时有一台Micro Vax 机器,带着6个终端。这在当时应该是非常先进的机器。在南京大学时,蔡建华老师的课题组有一台IBM-PC微机,我们都是排队使用的。现在的Micro Vax 机器则可以免费随时使用。   我所在的是理论物理教研室, 在大礼堂后面的西大楼的四楼西头,记得是409(或419)房间, 大约有40平方米左右,每个老师有一个办公桌。每个周三下午,所有老师都会集中在这里开会学习,通常都是坐在一起聊聊天,交流一周的一些信息和见闻等等。有时候,会有布置学习报纸的文章,读文件等等。同在西大楼的还有普通物理教研室。后来知道,理论物理教研室是从普通物理教研室分出来的,在应用物理系恢复后,朱泳春教授考虑到本系的教学和面向全校的非物理专业的物理教学有较大差别,教研活动应分别进行,从而成立了理论物理教研室。两个教研室只有一个党支部。理论物理教研室成立之后,孙和璧,王友棠,胡嘉桢,许伯威等老师先后从外校加入,原有人员梁子松,叶青,傅信镛,唐坤发等, 以及从台湾来的黄慧慈。秘书是戴根妹, 戴根妹开始是为黄慧慈专门配的秘书,后来就成为整个教研室的秘书了。教研室主要负责全系的物理课程教学。   当时,应用物理系最大的应该是光学相关的教研室和实验室,以及固体物理相关的实验室等。但这些实验室分散在学校的各个楼内,平时很少接触到,大部分实验室我都从没有去过。开过几次全系教师大会,印象中人很多,但基本上不认识。当时,因为延续国防院校时的管理,每个系,每个老的教研室都有代号,应用物理系是九系,实验室的代号是9开头的两位数。   到上海交大后,蔡先生要求我先过教学关,要把教学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我在报到后,手续还没有办完,就开始上课了。在交大的第一学期安排讲授研究生课程高等统计物理,这其实在半年前就安排好了。蔡建华老师为了提高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培养质量,对每门课程的安排都亲自过问,这门课也是蔡老师安排的。后来得知,这也是交大应用物理系第一次以上课的方式开设这门课,此前基本上都是自学加辅导的形式。当时上课的同学大概有7、 8个人,还有来听课的。现在清华大学的张广铭教授曾经说起当时也听了我的课,不过我没有任何印象了。我当时参考北京大学章立源老师等写的量子统计物理学一书,认真做了一份备课讲义, 关于迈厄展开的一般理论,参照李政道先生的书做了处理,还增加了一点图论的一般知识,关于相变和临界现象的部分,则参考了马上庚先生的书和郝柏林、于录的统计物理进展一书,比章老师的书增加了较多内容。当时的学生非常优秀,学习非常主动,至少有两位同学完全搞懂了所有的授课内容,其他同学也能掌握大部分内容。那两位最优秀的同学,后来都去了美国,好像也都拿到了物理的博士学位,但是否继续做物理,就不知道了。同样的课程,在十几年之后再开时,删去很多内容后,学生仍然感觉无法理解和接受。 1988年夏天拿到了住房,当时完全没有经济能力装修,向蔡老师借了二千元钱,买了几件旧家具,以及锅碗瓢盆,就住进去了。住进去后才发现水泥地面灰很大,先考虑用油漆漆一下,因为系办公室和教室的地面就是刷的油漆。后来看到有塑料地毯卖,价钱并不高,就铺了塑料地毯。下半年开学后,我担任了普通物理的助教,主讲老师是许挺成老师。上课地点在闵行校区,这对于我是比较方便的。基本上每周三去一次徐家汇校区,其他时间都在闵行。对于助教工作,我同样投入很多精力,当时用的是程江第三版《普通物理学》,我基本上认真做了书上的所有习题,听了许老师的每一节课,批改三个班大约120本作业,上了几次习题课,也在许老师出差时代了几次课。许老师讲课条理非常清楚,板书特别整齐有序。但因为声音比较小,对讲课效果有点影响。我的嗓门比较大,所以代的几次课和习题课似乎更受学生欢迎。第一次习题课下课时,获得了学生的掌声,非常感动。我们上的这个班是动力工程学院的,学生的整体情况大致属于中等,大多数学生都不认识,但有一位同学印象很深,是一位女同学,好像姓姚,作业做的非常认真,也经常提问,而且会在课后指出那些地方讲的不够清楚等。   这一学期,我的很大的一部分精力是担任蔡建华老师组织的超晶格与量子阱物理国际会议的秘书,会议10月份召开,此前邮寄通知,与参会人员沟通等,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寄几封邮件。那时候的联系,基本上还是靠写信,有些与国外联络比较急的事情,就到学校去发电传(Telex).  开会的几天,有若干国内的参会者因为买不到车票等原因没有到会或晚到, 就只好不停的调整日程,国外来的参会者对此很有意见。这次会议,一大批国际国内一流学者参加,包括当时在这个领域非常著名的张立纲教授,以及Styles,Bastart,Sakaki等国外学者和黄昆教授,冯端教授以及王迅,夏建白,雷啸霖,朱邦芬等国内学者。这次会议得到了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一万美元的资助,所以整个会议的财务安排很轻松。会议取得了重大成功,此后又和董金平老师一起协助蔡老师编辑了会议文集,在新加坡的世界图书公司出版。   1989年初,大年三十,在闵行没有装修过的房子里,烧着煤球炉,正在准备过年的食物时,当时的校党委书记何友声教授前来看望。何老师没有任何人陪同,看望慰问了住在闵行的每一位老师。站在门口,与何老师聊了几分钟。何老师知道了我是应用物理系的新近教师后,讨论了一会关于玻耳兹曼方程的一个问题。这件事当时十分感动,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得到学校最高领导的登门慰问,感觉是不可思议之事。这件事,也成为我后来多年坚守在交大的强力支撑。这也是工作30年来唯一一次享受到校领导的春节慰问,此后,总是在新闻中看到校领导在一群人的陪同下看望院士,或者看到校领导在秘书陪同下去邻居家慰问,我的家门,再未见到过领导。   大约是1988年秋,收到在美国读书的同学王江(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的来信,告知美国特拉华大学徐少达教授希望在中国招收一位博士后,我可以申请,并告知了联系地址。紧接着又收到了徐少达教授的来信,告知他那里有一个博士后的位置,问我有无兴趣前往。我立刻开始了申请程序。后来得知,这个推荐过程很有意思,因为当时中国学生学者的刻苦努力给美国学者留下很好印象,而很多华人学者也特别希望帮助中国训练科研人员,在来自香港的徐少达教授有了一个博士后名额后,想在中国找一位博士后,于是请当时在埃克森石油公司工作的,曾经在中国访问过的沈平教授推荐。当时来自南京大学的仇霞同学恰在沈平处做实验,而仇霞同学又和王江很熟,沈平教授访问南京大学时,我和另外两位同学和沈平有过比较深入的交流和讨论,这样的一个交集,经过王江同学,仇霞同学的建议,沈平教授推荐我给徐少达教授。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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